流浪地球創世記:“演”出冒險勇氣

撰文 / AI財經社 董雨晴

1995年是個VCD盛行的年代,初中生郭帆坐在電視機前瞪著眼看完了一部片名很陌生的美國電影,十幾歲的心被緊張的劇情揪住了。史上首款液態金屬機器人讓他分外興奮,仿佛有什么魔力開始在血液里蔓延,15歲的他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——做一名科幻片導演。

過去幾十年間,中國科幻電影經歷了漫長的空白期。并非沒人嘗試,是電影工業化水平的差距,讓中國科幻電影的創作原地踏步。科幻片代表著電影工業的最高水準,除了像一般電影那樣需要好故事,更要想象力,并且經得住嚴格的科學推演。有了這一切,還必須依賴完整的工業化體系,才能保障成品呈現出足夠優良的科技質感——這正是好萊塢,而非中國電影界具備的要素。

與此同時,國產科幻片面對的觀眾,是經受過《阿凡達》《盜夢空間》《星際穿越》《火星救援》等大片喂養的,因此,國產科幻片即使不具備相應的工業化配套,面對這樣的受眾,也絕無下調成片水準的可能。

半路出家的郭帆面前正是這樣的窘境。1999年,郭帆趕上中國高考史上第一次科幻作文題目《假如記憶可以移植》,作文一舉得高分,進入海南大學法學院。畢業工作6年后,郭帆重回校園,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讀研。在《流浪地球》之前,他先導演了漫改愛情片《李獻計歷險記》,接著在青春片大熱的時候執導《同桌的你》,取得當年國產電影票房第四的成績。

然后,當時35歲的他一頭扎進15歲的目標里。過去四年,他只做了一個項目——劉慈欣作品改編的《流浪地球》。“原以為困難是到腳脖子,一腳邁進去,才發現已經到脖子了。”作為項目總負責人,很長一段時間里,導演郭帆晚上都要心理建設一番才能入睡:我是誰?我在做什么?

“演”出冒險勇氣

十幾歲時,郭帆的科幻片夢想更多是出自對第一生產力的向往。此后20年,在中國電影行業,國產科幻大片和電影工業化幾乎是一體兩面的夢想。

2000年,也就是郭帆在電視上看到《終結者2》的第五年,劉慈欣發表小說《流浪地球》,這部作品雖然不如后來的《三體》知名,但地球逃離太陽系的大膽設想給讀者留下極深的印象。作為劉慈欣的書迷,郭帆對這些情節極為熟悉。

2012年,中影買下劉慈欣手中《流浪地球》《微紀元》《超新星紀元》三本小說的版權,準備開發成電影,預計單部電影投入預算不低于4000萬美金。

恰在此時,郭帆與好萊塢有了一次深度接觸。2014年底,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安排了一次活動,送幾位青年導演去美國學習,承接單位是派拉蒙,學員包括陳思誠、肖央,路陽、寧浩,和當年拍出《同桌的你》票房大賣的郭帆。那一次游學,郭帆也第一次認識了寧浩,為日后埋下一段緣分。

在派拉蒙,五個人看到了《星際穿越》的虛擬現實版,還與《終結者》主創進行了交流,觀摩影片的動態分鏡、參觀道具組、學習派拉蒙電影全球市場推廣策略。

“工業化方面有著巨大的差距,到后來我們做《流浪地球》時都是這種感覺。”談及工業化,郭帆顯露出法學出身的十分理性、嚴謹的一面,“我們得先理解工業化的底層邏輯是啥,中國的工業化一開始就像一團模糊的霧氣”。

實際上,中影拿下《流浪地球》版權時,最大的希望就是通過這類創作,來一步步建設好中國電影工業的基礎設施。只是,當初沒人知道這個任務最終會落到誰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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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上只有版權,至于主創、道具、美術等等一切都是空白,和大多數中國觀眾的第一反應一樣,中影最先的心理預期是讓好萊塢一線大導來執掌,但沒能談成。

一位中影工作人員透露,“郭帆導演通過他近三年的前期工作,打動了中影、北京文化和萬達(后撤資)三家上市公司,我們通過各種嚴苛的評估、商議、最終審慎的共同決定信任他”。

2016年,電影《流浪地球》正式立項,很長一段時間里,郭帆每天只能睡兩個小時,最長一次有超過100小時沒上床睡覺。后來《流浪地球》和《飛馳人生》在同一家公司做后期,后者導演韓寒說,兩個人都熬得快不成人形了。

經紀團隊“埋怨”郭帆,“簽約這幾年,你就接了一部電影”,他答,“就這樣做《流浪地球》我的時間都不夠呢,你算算,有的特效鏡頭可以改到200多遍,改一次要花3分鐘,我們2000多個鏡頭呢”。

做開拓者就必然承受壓力,郭帆時常懷疑自己,“總是在睡覺之前,一個人的時候,做心里建設,我是誰,我在干什么,我要去哪兒”,很多困難甚至不是創作本身,而是常被懷疑“做這件事的憑什么是你?”

這種袒露軟弱的剖白并不常見。《流浪地球》主演之一吳孟達曾告訴《男人裝》,“導演意志力強大到嚇死人,他才30多歲,就能駕馭400多號人,而且大家都愿意跟他去熬,太不容易了。”

但郭帆告訴AI財經社,“那(意志力)都是演的,狀態好也是演的,連生氣都要演。”在一些特定情況下,“演戲”是很多導演的默契。上世紀80年代,喬治·盧卡斯開拍《星球大戰》,制片方第一次看到劇本時,所有人都被最后40多頁的全新特效嚇壞了。主創們問盧卡斯到底有沒有把握,他說有,接著逐個克服。影片取得成功后,盧卡斯才把實話說出來,“我心里完全沒底兒,一直是裝出來的”。

除了“演”,郭帆自己也像影片中帶著地球逃亡的人們,對于“希望”有著矢志不渝的堅守。過去一千多個日子里,郭帆工作室的燈永遠是樹院園區里最后一個滅的,他總在凌晨四點結束前一天的工作,將世界觀架構說明書、梗概、分場、劇本、概念設計等發給資方。

郭帆覺得,“一定要讓《流浪地球》成為近幾年國產硬科幻電影的一次突破”。至于金錢和名利,制片人龔格爾早已做好了失敗的準備,他形容這次嘗試為,“愿作枝頭花,甘當橋下骨”。

今年1月,上映前,片方組織了小規模看片,結果在業內收獲了一眾好評。影片點映時,郭帆站在影廳的一角,偷偷觀察觀眾們的反應,直到那時,郭帆還是不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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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新宇宙

在喬治·盧卡斯、卡梅隆等“技術黑色電影”的時代,傳奇大導往往用一部影片開創一項或者很多項領先國際的新技術,正如28年前,《終結者2》中的液態金屬人引爆電影制作技術革命。

而國產科幻電影《流浪地球》的誕生,晚于科幻片里程《2001太空漫游》51年,晚于《星球大戰》45年,晚于《2012》10年,晚于《阿凡達》9年,晚于《地心引力》6年。

技術革命是階梯式的,郭帆清楚很難一蹴而就,即便是9年前拍出來的《阿凡達》,《流浪地球》離它也還有很大一段距離,“《阿凡達》和《星際穿越》也不是一個梯隊里的了,但《阿凡達2》一定會更進步,這就是好萊塢的階梯上升。”郭帆說。

“我們看《星際穿越》會覺得他像個紀錄片,因為它的美術、視效各個方面可以達到水平。”郭帆說,“既然選擇了干這件事,就免不了要和好萊塢在同一個競技臺上”,但目前,《流浪地球》可以對標的是十年前上映的《2012》,而不是《星際穿越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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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《星際穿越》劇照)

在美學風格上,《流浪地球》有過很多參考對象,包括《星際穿越》,甚至是半個世紀前的《星球大戰》,這是中國科幻電影要完成的必修課。與此同時,郭帆也清楚,中美科幻差距大,美學上想要達到符合中式語境的包裝,一味的去太平洋彼岸取經并不可行。

最終,郭帆選擇了蘇聯式重工業美學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。為了配合這樣的設定,郭帆專門調整了幾位主演的表演,“有些中二感是我故意的,因為工業水準上的差距,畫面不是很寫實,所以里面的人物也不能太寫實,做了一點漫畫感”。

“未來的故事太難拍了,它跟我們現代人的關系是什么?情感會發生什么變化?”郭帆知道,電影核心是人和情感,如果觀眾無法對細節產生情感,就無法入戲。《阿凡達》在開篇也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,才讓觀影者完全進入那個世界。

必須建立一個讓人信服的宇宙。喬治·盧卡斯曾說,“創造一個宇宙是很驚人的”,世界上只有少數人有勇氣做這件事。在原著中,劉慈欣習慣性開啟上帝視角,使用密集敘事和時間跳躍的手法,在作品里無限加快敘事節奏,在兩萬字里講述了2500年跨度的故事,如果謹遵原著,《流浪地球》可能會拍成一部科教片、紀錄片,觀影門檻很高。

為此,電影較小說作了大刀闊斧的改動,僅選取了某幾個小段——對2500年中的某3天進行補充,幾位編劇在劉慈欣的小說基礎上,從經濟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化,多個角度進行了一百多年的編年史,僅世界觀部分的撰寫就用了8個月,由郭帆、嚴東旭八位編劇,連同中科院四位科學家一起完成。在幾位編劇看來,就算電影只能呈現出世界觀的冰山一角,但如果沒有剩余整座冰山的支撐,故事就不夠牢固,劇本文字也難以變為具象的畫面。

“我一直認為,好的科幻是把最瘋狂的幻想描述成新聞報道般的真實,《流浪地球》所創造的充滿厚重史詩質感的場景做到了這一點。”第一次看完成片時,劉慈欣這樣評價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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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力救場

在找特效合作公司時,郭帆、龔格爾以及中影都優先考慮了好萊塢,比如盧卡斯影業旗下子公司工業光魔,《星球大戰》系列就出自他們之手。

看到極具中國特色的科幻片找上門,工業光魔的特效總監很激動,是“專業屠夫見到牛時那種技癢的激動”。

即便如此,打折也是不可能的。根據工業光魔的報價表,一個7到15秒的高難度鏡頭,最便宜也需要12萬美金。這對于擁有兩千多個特效鏡頭的《流浪地球》而言,太貴了。實際上,這個數字也幾經刪減,最初的版本里,特效鏡頭高達4000多個,而成本超過1.5億美元的《阿凡達》也只有近3000個特效鏡頭。合作沒能達成,郭帆最終把絕大多數特效交給了中國公司。

《流浪地球》的成本約為5000萬美元,科幻愛好者、科幻片《拓星者》導演張小北對此解釋,“美國科幻電影《降臨》的預算是4700萬美元,《星際穿越》《火星救援》《2012》的預算都在1億以上”,5000萬美元,只能算是中等成本。

一部中等成本電影必須具備性命攸關的自覺性:嚴謹合理分配預算,把錢花在刀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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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文化是為數不多的全力支持的機構。在劇組陷入資金困難的時候,北京文化董事長宋歌幾乎在交談的前10分鐘就確定了投資,他還鼓勵郭帆,超支了也要繼續干下去。據北京文化的公告,投資這部影片花了不超過1.075億元,主要用于電影的制作。

最終的投資名單里一共有四家,按照順序分別是中影、登峰文化、北京文化以及郭帆導演工作室。登峰文化是吳京的公司,那段帶資進組故事就是這么流傳開來:整部影片的拍攝分為地面和空間站,空間站部分因為種種困難遲遲沒有定下演員,“沒人,主要是信任問題,為什么是你的團隊,你到底能不能做?”。2018年,經人介紹,吳京決定特別出演,在拍攝的過程中,吳京臨時決定投資這部資金上困難的電影,并且免去了片酬。吳京說,他在郭帆身上,看到了自己拍《戰狼》時的影子。

臨近上映時,郭帆工作室再度追加3000萬元投資,就這樣東拼西湊完成了。

還有很多外部助力。寧浩導演的《瘋狂的外星人》與《流浪地球》同期都在青島影都拍攝,寧浩直接把自己的太空艙和衣服借給郭帆——這等于是變相給錢,科幻片道具需要很好的質感,必須兼具未來感和科技感,沒有成品,也不是常規美術團隊和材質能達成的,一般都需要三維建模,再用大量車床加工或3D打印而成,此間成本遠高于其他題材的影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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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力的除了資金也有人情,寧浩、路陽、饒曉志、張小北等多位導演都在片中客串出演;劉慈欣幾經考慮也同意擔任電影的項目監制;劉歡為電影創作了片尾曲,并將其帶上了《我是歌手》的舞臺;陳坤、徐崢、乃至郭帆的偶像卡梅隆等人自發在微博宣傳……

這些人里,很多人在春節檔同樣有作品推出,但對一些有抱負的中國影人而言,如果能推動一部作品進入到前人未至的領域,就是對整個行業的助力,也終將反哺身處其中的自己。這一點,完全適用于背負國產科幻大片從0到1使命的《流浪地球》,因此,一時的票房PK也變得沒那么重要了。

在親歷全程的龔格爾眼里,從0邁出的這一步“是整個電影行業對我們的支持,絕不僅靠我們個人努力就達到這個位置”。

然而,縱有多方相助,這部電影的四年制作過程依然困難重重。除了預算和工業化程度帶來的問題,就連不可預見的政策問題都會出現,根據“貴圈”報道,拍攝期間恰好遭遇環保整治,使得道具置景的制作速度降到計劃的一半。按照制片人、編劇龔格爾的說法,就是“沒有得到幸運女神的一點眷顧”。

“我是一個凡事喜歡想到最壞(可能性)的人,因為結果如果好一點,實際感受會舒服一點。但這部電影是我這輩子遇到的,想得有多難就一定有多難的第一個例子。”龔格爾對“貴圈”感慨。

人海戰術

除去以上種種,最致命的問題還是特效,包括物理道具和CG。“中國制造能力的確非常強,但大部分在工業級消費品上,電影道具沒有人做。”郭帆告訴AI財經社,在科幻電影領域,中國沒有積累,很難直接找到工業級別的道具,這也是中國文化特征所致——中國古裝劇拍得好,是因為很容易做一個中式椅子、屏風。

好質感、高質量的金屬切割卻很難。以道具宇航服為例,包括1100多個零件,頭盔內的構造和分層達到14層,手工制造無法滿足這樣高的精度,必須由工業工藝完成。

2016年,《流浪地球》立項不久,郭帆和寧浩就共同前往新西蘭,拜訪好萊塢的老牌大廠維塔工作室,維塔最為國人熟知的作品是《指環王》三部曲與《阿凡達》,有著大量優秀的機械原理設計師、服裝師,在機械外骨骼制作上非常有經驗。

維塔接下了《流浪地球》宇航服、重型特殊道具的制作,但因為組裝太復雜,片場還是狀況連連,經常拍著拍著零件掉了。“現場有很多大力膠,粘回去。”郭帆說,大家還給維塔打過電話,質疑產品質量,對方則認為是劇組操作有問題,親自派人過來,依舊會掉,“第二天就開始聽見有人用英文喊502、膠帶”。

機械外骨骼是一種穿在身上的金屬機械裝置,幾乎是好萊塢科幻電影中士兵的標配,實物重達100斤左右,每次穿戴需耗時一小時,對演員體力消耗極大。為了能讓演員休息,劇組在片場做了一些龍門架,演員們休息時就像烤鴨一樣架上,65歲的吳孟達第一天收工就哭了,“從來沒有拍過這么苦的戲,什么方面都苦,工作時間、布景、導演對演員的要求,組里的外國演員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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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穿著宇航服的演員使用金屬升級版龍門架休息)

作為宇宙題材電影,失重拍攝比例很大。《地心引力》里的大量失重場景由機械臂拍攝完成,“但是機械臂非常的貴,《流浪地球》基本上是用吊威亞和轉輪完成的。”郭帆告訴我們,這十分考驗演員的體能,“吳京拍失重的時候,我們沒有錢用那些特別先進的設備,還是傳統威亞,我們是連電動威亞都用不起的。”郭帆解釋,宇航服重達70斤——已經是合理成本之下的極限,再輕就要用真正的航天材料,成本上百倍,加上片中一名外國演員完全沒有這方面經驗,最終所有的力量支點都在吳京一個人身上。

為了保證畫面的真實性,片中大量的電腦顯示和手臂屏鏡頭都是實拍而非CG,好處是,手指撫過落灰的顯示屏,會留下指紋,真實感和質感極佳,演員也不用對著綠幕出戲。由此令劇組崩潰的就是,每一個顯示屏畫面都需要提前做好,每一個顯示屏都要人工控制,現場最多時同時有一百多個顯示屏。

以上這些都意味著:對資金有限,欠缺技術的《流浪地球》而言,最終的解決方案只能是人海戰術,靠人去補足工業化上的差距,郭帆透露,據不完全統計,《流浪地球》團隊達到了7000人。

1930年代,好萊塢就已經形成一個完備的、自我復制的電影工業體系,中國內地電影工業大約在2010年才初具規模,前后相差80年。即便如此,郭帆仍認為,不要一味迷信工業化,好萊塢和中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境,前者是契約社會,中國是人情社會,人海戰術在前者那里絕無可能;然而在中國,條件有限的狀況下,群策群力、人海戰術、甚至各方妥協犧牲卻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案,比起項目流產,落后的一方更愿意選擇咬牙堅持,迎頭追上。

除了文化,也有落后進程中的很多習慣問題,很多工業化體系的東西在中國行不通。“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,好萊塢的一些場記軟件,在中國就用不了,很多場記不喜歡用,還是喜歡用紙記。”四年下來,郭帆切實體驗到,好萊塢工業化中的基礎實施,直接拿回國內用不了,必須找到契合中國人的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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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看來,這種符合中國人的方式,《流浪地球》已經找到了,那就是所有人擰成一股繩,拼盡所有去完成一件有價值的事情,而讓他們維系在一起的東西,是一種有點瘋狂的努力和堅持,加上長期落后帶來的強大自驅力。

在四年漫長征程的最后,主創團隊堅持撥出時間,將這一次的經驗寫成了《流浪地球電影創作手記》,20萬字,作為對過去四年間所犯錯誤的檢討總結,郭帆把它視為一份美好的回憶,同時承認,確實有一些缺點,但就算重頭再來,他與團隊都無法做的更好了,“竭盡全力了,我沒有什么可遺憾的東西,除非是到未來,下一步再去總結經驗”。

這一程走完,還要能有下一步,正是這份手記的意義所在。回顧整個創作過程,《流浪地球》是一個絕不具備普適性的特例:演員片酬一降再降,甚至有吳京這種零片酬且帶資進組;預算有限、技術落后不得不群策群力,用一些土味技巧,以及人海戰術,靠各方妥協奉獻付出,才繞開了科幻電影的常規工業環節。

這種通過犧牲一些個體利益,來實現超性價比的成品質量的做法,背后更多的是情感因素:落后者的奮起直追動力、同業者的守望相助……

正因如此,這種特例是難以復制的。但是,既然《流浪地球》已邁出第一步,符合中國特色的科幻電影工業體系的建立就必須再不踟躕,勉力前行,以在未來保持持續產出能力,讓土味技巧和個體奉獻成為過去。

摸索前行必然在練兵中發生,對中國硬科幻電影而言,《流浪地球》正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練兵躍進——例如,為了控制成本,劇組有數十套輕版外骨骼由國外授權,交由國內團隊完成,這對國內工業化的進程是很好的推進,進步是肉眼可見的:到2018年拍攝空間站戲份時,吳京的宇航服已經由國內MDI公司設計制作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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